第十章、通日

汪精卫和我初次见面竟然就一见如故，---这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

但这其实是因为汪精卫当时实际上在内心深处已经感到非常孤独的原因。

他那时已经发现他周围的那些人，如周佛海、梅思平和陈璧君等人之所以积极支持他对日讲和，甚至不断鼓动他踢开蒋介石政府另外组织新的国民政府去与日本和谈，这些人都有其各自的私人目的，都希望从中谋利，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他很悲哀，很失望，但又无能为力。

这个情况，当时汪精卫集团里面负责秘密同日本政府联系的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他后来写的一本书《日本真相》中就说到：现在和汪氏来往的这一班人，都是在上海最无用的马路政客，他们只是想利用汪精卫、利用日本人来解决他们个人的问题，至于中日的前途如何，他们连想都不想的。---汪其实是十分孤独的！

所以当时汪精卫在见到我并和我交谈之后，仅仅因为发现我是一个单纯无欲的简单人，他就倍感亲切，如遇知音。

他亲自关心我的生活，还特别交代曾仲鸣从国防委员会的活动经费中划出1500元给我作生活费用。而我当时的月工资仅为120元。鉴于我无父无母独自一人的情况，他让我就住在曾仲鸣的家中。---让曾仲鸣一家照顾我。

在担任汪精卫侍从室三等副官后的第三天，我即受汪指派和梅思平一起秘密赴香港与高宗武会合一起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代表松本重治谈判讲和条件。

这时，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急于招我这样一个年轻的流亡大学生做副官秘书并且迅速被委以重任参与对日秘谈这样的大事（当然蒋介石并不知道）。

因为之前为高宗武、梅思平担任联络和翻译并一起和日本人秘密联系的人都是军统的特工，而外交部、国防部、侍从室等部门也都在军统的控制之下。所以，他们要直接从学校找一个身家清白，没有被军统控制的会日语的年轻学生来协助他们对日联系和谈判的工作。

但我却本身就是一个军统特工。的确，如戴笠所言，他们在情报方面的能力还根本不能和军统相抗衡。

我以梅思平的翻译和助手的身份和梅思平一起秘密乘火车来到广州，之后由广州悄悄进入香港和已经在这里的高宗武会合。

接下来，我和高宗武、梅思平三人就和日方首相近卫文磨的代表松本重治进行了秘密会谈。

这次，我和高宗武、梅思平一起与日方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最后达成了日本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由汪出面与日“和谈”的秘密协议。

之后，高宗武继续留在香港，我和梅思平即返回重庆将我们与日秘谈情况向周佛海、汪精卫报告。

当然，我也把这所有一切情况向戴笠做了秘密报告。

不过，我认为，这时的汪精卫还只是希望通过各种努力实现国民党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和谈，他并没有另组政府来和日本谈判并和蒋介石政府相对抗的打算。

导致汪精卫最终决定另组国民政府的是他同蒋介石的两次争论和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秘谈签订的一纸密约---即“重光堂协议”。

在淞沪会战后，日军占领了中国的上海和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认为中国可能会讲和投降，并让德国和意大利从中调解促和，但遭我国民政府断然拒绝；在攻占我武汉和广州之后，日本政府以为中国这时总该投降了，遂又向我国民政府发出诱降的“近卫声明”。可是事与愿违，我国民政府仍然坚持抗战，拒不讲和投降。

虽然如此，但每一次，我国民政府的第一号和第二号人物的意见却完全相佐，大相径庭。简单来说就是蒋力主战，汪力主和。

蒋、汪两个人关于抗战前途的认识分歧，二人多次交峰。自1938年8月起，汪氏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据统计，截至12月汪出逃云南，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