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农民们
共和国的农民们
本文较长,分成了十个小节:
一、写这篇文章的宗旨 二、共和国初期的农民 三、农民们合作化的经历
四、农产品统购统销和三定 五、狂飙式的共产主义 六、纠正共产风时的情况
七、责任田到生产队 八、集体生产的情景 九、开放后的农民们 十、文后的感言
一、写这篇文章的宗旨
关于农民,特别是共和国建立后的农民,我已经写过两本书,分别是《农家沧桑》和《三农今昔》,已经将农民的基本情况写了个概括。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共和国的农民情况,这里还简单地谈谈这些内容。由于时间跨度比较长,事件比较多,尽管写得简略,篇幅却也不小。因为是简陋的叙说,每一个字都做了斟酌,请读者朋友在阅读时留意。
历史上的中国农民只是缴纳钱粮的群体,历代统治者都将农民当做无足轻重的“草民”,当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加上消息闭塞,许多事农民们想关注也关注不到。
1949年共和国建立时,称作“解放,中国人民获得了翻身,做国家主人”。农民们也被称为主人翁,是建设新中国的群体。这篇文章,就是从具体实践中,说说农民们是怎样生产、生活和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的。
二、共和国初期的农民
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活动很频繁,每逢关系到群体的事,都开大会宣传,如果当了个小头目,差不多天天开会。这样,本来一心务农的农民,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被裹夹进“政治活动”里去了。
共和国建国时,大刀阔斧、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土地改革”,使所有的农民都有土地耕种。农村社会生产力被激发了起来,大多数农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全社会也由百年战争的创伤,走向了初步繁荣。农民们心感身受,认为这是共和国带来的好处。
共和国政府大力宣扬说“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机关所作所为都是为人民服务,还把农民群体说成是与工人群体一样,是国家的主人。
但是,很快又说农民是分散的“小农生产者”,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组织起来,在一起生产,才能共同富裕,实行理想的共产主义。
三、农民们合作化的经历
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由苏联传入中国的。政府将之描绘得平等和谐、富裕美满,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高级社会”。为了实现这种美好的社会,农业必须快速实现集体化。
农民们历来都是一家一户的生产者,政府要改变这种由来已久的习惯,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口号,“教育”农民放弃自己的传统观念,走合作化道路。
为了快速实行“农业合作化”,毛泽东主席倾注了主要精力,开动全国宣传机器,写出了许多典型材料,他自己为这些材料写上了按语,编辑成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书(该书90多万字,176篇材料,印刷了152万册),颁发给全国各级政府,强调遵照执行。很快,农业集体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农民们无论什么情况,都被组织成了集体生产。
集体生产的具体步骤是:最初是互助组,接着是初级农业合作社,不到一年便是高级农业合作社。这个时候,个人的生活财产还没有很大的变化。
全国农业实现了“集体化”后,国家又花费许多功夫,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农业生产“八字宪法”,用这些文件指导农业,指挥农民。并且发动各文化媒体全力宣传,一时间,农村充斥着“农业纲要四十条,四面八方传开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片新面貌,社会主义根子,扎得牢又牢”的歌声。各级政府干部俨然将自己作为农业专家,全面制定生产计划,指挥农民生产。而且,将农民群体当做他们管理的小兵,必须服从他们的指挥与命令。于是,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风气,在农村日甚一日。
四、农产品统购统销和三定
农民们是生产粮食的群体,共和国一直对粮食抓得很紧。实行集体化后,为了更方便地支配粮食,做到有充分的主动权,并且常规化,1953年在陈云精心筹划下,国家对粮食设置了“统购统销”的制度,关闭了粮食自由流通的渠道。粮食价格由国家制定,并且有意识地制定了工农产品剪刀差。所谓“剪刀差”?经济学家们说,就是强加给农民们的“暗税”。1955年又制定了粮食“三定”的政策,即定产、定购、定销。
所谓“定产”,就是根据那些年丰收后的常年产量,决定卖给国家的数量。所谓“订购”,就是在定下的年产量数字里,留下种子、口粮,多余的都得向国家出售。我们这里是水稻产区,决定留给农民的口粮,是人均483斤稻谷,约合338斤大米。当时的农民们都是重体力劳动者,正常劳动力,每天没有2斤大米是吃不饱的,因此,都说口粮太少。可是,决定政策的干部们说,这是最高标准,只能这样决定。还说,生产在不断发展,国家人口在逐年增多,农民向国家贡献也要逐年增加。之后,国家便逐年增加农民的统购粮数量。所谓“定销”,是针对非农业人口的,即规定每人每月所供给的粮食数量。
自从“粮食三定”以后,农民们的口粮就紧张起来了。
在粮食“三定”的运动中,农民们强烈反对,其中被认为“小农思想严重”的人,遭到了严厉打击,被斗争,被压制,在政府高压的政策中,完成了粮食三定工作。
此后,凡是给农民定下的统购数字,除遭遇毁灭性的灾害外,农民们即使吃不上饭,也必须完成。同时,把社会上的人口分成了“农业、非农业”两大类,农民口粮是自己生产的三定中的数,非农业人口的口粮由国家按月定量配给。
“两业人口”决定后,农民们便被固定在所在地的农业上,没有了流动和择业的余地,更没有了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致使农民们长期处在贫穷与困苦的环境里。
五、狂飙式的共产主义
国家为了强化政治环境,195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强劲的反右派运动,许多人因为言语上与政治方向不吻合,被打成了右派。凡是被打成“右派”的,都是“阶级敌人”,被关、被压,没有了政治权利。接着又掀起了“反右倾”的风潮。农民们是基层群体,虽然没有人被打成右派,对这些人被打击并不理解,却也遭到了强大的政治风暴影响。
当时,农民们已经被组织成初级社了,却说农村基层干部像是“小脚女人走路”,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伐。于是,进行深入的“整社运动”,全面撤换了讲老实话,做老实事的基层干部。而选为当干部的人,便大吹大擂,激进的口号在农村掀起了狂飙。
激进的口号一天比一天响亮。1957年冬天,提出了“真干实干加巧干”的口号,紧接着“反右倾,鼓干劲,全面实现农业大跃进”的口号在农村震动人心。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全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称之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特别为之做了解释。于是,这个口号与“大跃进”“人民公社”一起,被命名为“三面红旗”。农业集体化急速膨胀,本来的“农业合作社”,在一句话的情况下,变成了“人民公社”,同时,进入了“全面大跃进”的环境。
什么是“大跃进”?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幻想一步登天,动用荒唐极端的方法。口号是“跑步奔向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产量)”。体制上,农业集体化要无穷的大,大并村,大食堂,几十里范围内的农民都被组织成一个人民公社,而一个公社便是“一家人”,所有财物都是公社的,完全没有了自己的一切,人们只有劳动的义务,没有任何报酬;到食堂去吃配给的那点口粮,人命无保障,人格无从谈起。
这样,办起来并不久的农业合作社忽然变成了人民公社的“队”,好几个队并成五百左右人口的“中队”。小村并往大村,被并进大村的人,连住房也丢掉了,挤进在大村里的农民家里。以中队为单位,办一个食堂,“共产”的狂飙正式刮了起来。
从1957年秋冬起,“大跃进”的狂飙越刮越猛,管理农民的干部们对农民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各种斗争会,镇压坏分子的场面层出不穷。整个农村进入了政治高压环境。
1958年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动作很是活跃,国家实现“全民皆兵”。各县成立了“民兵师”,所有的中队都被改成“民兵连”,所有的青壮年农民都被编成“基干民兵”。对农民实现三化管理:即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命令化。于是,农民们不仅劳动、吃饭在一起,基干民兵们连晚上睡觉都被集中在一起,俨然像是正规军队。
这时候,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热潮,还兴起了许多工矿企业。当局为了掀起“大办”的高潮,将大部分青壮年农民抽调去“炼铁”。
由于农业环境一天天恶化,农民们饭吃不饱,还被无故打骂,人们实在承受不了。还没有被抽调走的,只要还能劳动的人,都“跑”到了工业方面去了。当时,各工业场所都缺乏人力,因此“来者不拒”。这样,农村里所剩下的正常劳动力,只是当地给安排了能有吃食工作的少数人,还有的就是老弱病残和不能跑出去的家庭妇女。
上级对下级干部的指标,天天出新高,跟不上新指标的,便是“大跃进的绊脚石”,不是遭批斗,就是被撤换。各地干部,为了自己的位置,只能不顾事实地跟着鼓吹“大跃进”的“伟大”成果。于是,纷纷爆出“奇迹”,而且奇迹都是后来居上,一个比一个更奇。吹得特殊的,叫做“放卫星”,水稻亩产四万三的“卫星”被报纸、广播火热宣扬,轰动了苏联。虽然,人人都知道这是荒唐的作为,但是谁也不敢公开说,因此,“奇迹”越吹越离谱。
由于不断爆出粮食亩产万斤、多少万斤的奇迹,上层有人甚至担心粮食多了,连存放的地方都困难,居然提出“只要平均亩产万斤粮,国家粮食就多得很,应该进行轮耕制度,耕作一些土地,休耕一些土地。”致使基层干部对荒芜的土地,有了堂而皇之的借口。
其实,农民生存很艰难,土地大多数荒芜,基本上没有什么收成了,粮食当然没有了来源。又得向国家缴纳规定的数字,便提出了“增产节约”的口号,用农民少吃的办法向国家缴纳粮食。三定时候483的口粮标准不仅不兑现,还一味地宣扬节约再节约,于是,农民食堂里供应的吃食,只是米汤里漂浮些野菜,而且数量只是配给的那么一点点。
我们这里大食堂才开始时,人均每天口粮是十二两、半斤,很快减少到三两、二两八钱(十六两一市斤),最少的那几天是每人每餐发给十六粒蚕豆。而为了维持农业生产,保障劳动力能够出勤,当权者还将人均所配的口粮,向出勤人倾斜,致使不能出勤的人大量死亡。有些虽然是强劳动力,但由于身体原因,一时不能出勤,也很快被饿死。到了1959年,死人很普遍,许多村庄因为死和跑,基本上没有了人。东圩村本来是280个人口,在共产风纠正时,工矿企业被关闭掉,跑出去的人回来后,也只有130多人。
当时农村的面貌,真正是“亘古仅有的惨景”。各地都有许多令人寒心的故事,如果一一写起来,真正是“罄竹难书”。我撰写的“农家沧桑”有比较细致的描写。您欲了解具体实况,请阅读《农家沧桑》。
从1957年秋天到1960年冬天,足足是三年半的时间,由于“共产主义”,是后来被称为“共产风”的时期。农村人口大规模减少,土地大量荒芜。具体损失了多少人口,由于当时各地当权派都要有配给的口粮,需要有人口数量;又都要保持自己的位置,只能报喜不报忧。因此,正规的统计数字都是荒唐的。
关于人口的损失,后来有的说是三千万,有的说是四千万,其实都不止这些数字。拿我所知道的情况,比较恰当的数字,应该是在一亿左右。凭据的理由是,当时农村虽然各地情况不完全相同,但都有不同程度的人口损失。严重的地方达到了一半以上,好一点的也有十分之二三。就拿最好的十分之二计算,当时全国农民是五亿,至少损失是一亿人;若略微实际一点,应该是一亿以上。我这样的说法,当然找不到“确凿资料”,只能是遗憾!
六、纠正共产风时的情况
共产风结束时,国家经济跌到了低谷。为了扭转困难的局面,国家采取了紧急措施,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大动作,陈云说,主要是减轻国家负担的“非农业人口供给制”的数额。因此,将已经办起来的许多工矿企业进行了“关停并转”,将本来是农业人口的人,都退回原地,冠冕堂皇的说词是,返回农村,发展农业;并且规定,农村人口不得转为非农业人口。这样的规定,后来被长期执行,而政策一直向非农业人口倾斜,农业人口成了“等外人”,弄得社会上人人都羡慕非农业。
后来“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有不少非农业人来到了农村,但并没有谁愿意在农村扎根,有的还是为了响应号召,来农村“镀金”,想图个更好的前程。那种运动,除了给农村增加了负担外,并没有改变农村的任何状况。
共产风是在和平环境里形成的人为灾难,是在农民“集体化”的号召下,“一步一步”地酿造出来的。没有这种经历的人甚至会说,一直以来都说是为了建设幸福生活,怎么出现了这样惨痛的结果呢?
其实,这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原因。实际情况是,上层要推行所制定的政策,必须要有具体的人为之执行。而社会上攀龙附凤、想显耀自己的人从来不缺。在那幻想一步登天的政策出来以后,凡是跟风胡作非为的人,都被推崇而显扬;凡是持实际观点和行为的人,都被无情打击。于是,荒唐透顶、胡作非为形成风气,人祸便被酿造出来。
纠正共产风,在反省始作俑者胡作非为的行为时,那些曾做出“放卫星”的人居然说,当时是“吓唬帝国主义的需要”。而给农民们所造成的沉重灾难,只是基层的疯狂至极的人才得到了“处理”,叫他们给农民做了“赔礼道歉”的事。其实,那纯粹是拿他们做“替罪羊”,以收拢民心。而真正的主持者们,并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反而是官越做越大。于是,在后来的岁月里,社会上违背常理,悖反人情的荒唐局面,还是常常出现,如“强制性的推行计划生育”,等等。一直到胡锦涛主持国家大局时,2012年后,提倡“建立和谐社会”,农村社会环境才趋向和谐。
共产风结束后,国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总结”,不仅进行了“经济调整”,还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的“七千人大会”。但是,仍然要坚持“高举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不能倒”,并且一直不肯公开承认这段人为的灾难,却有意将人祸嫁与天灾,居然说共产风造成的灾难,是“全国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至今仍然还有人这样说。其实,国家幅员广大,每年都会有天灾,更有丰稔的地方,全国哪里会同时都被“灾害”了呢?这种说法,只是掩耳盗铃。
这时候国家为了扭转艰难的局面,制定了“农业六十条”,仍然将农民框在“大集体”里。只不过生产单位由“公社所有”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行驶起来。
七、从责任田到生产队
因为共产风造成的灾难太沉重,不仅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农民也没有了生产的动力。如果还是按照集体生产的办法,荒芜的土地将无法适时复垦,国家无法得到已经定下来的粮食,社会将不能正常运作。安徽省委看着这样的情况,居然用上了“极端”办法(农业集体化是强大的政治标签),背负着巨大责任,把已经收归集体的土地分给了农民,目的是激发农民们生产自救情绪。这样做,国家可以不用花费成本(其实也拿不出来),就可以度过当时深重的难关。
共产风后幸存的农民,对政府分田到户,大多数是不相信的。因为那些年政策变化无常,他们认为这是政府看着土地种不下去了,又在“逗”农民用性命给他种地;地种好了,将又会收归集体。因此,虽然分到了土地,竟不用心经营。第一年,许多人虽然有了土地,却没有收到应该有的粮食,上缴了国家和集体后,自己仍然没有充足的口粮,许多人还在饿饭。
但是农民们分到了土地后,多少还是获得了“自救”的机会。那年是早春分到的土地,农民们马上就种上了救命的庄稼,除蔬菜之类,还种上了春大麦,初夏,就获得了新粮。虽然那春大麦在平常年景里多是喂牲口的,当时,居然救了大家的性命。
1960年冬天解散食堂时情况是,国家没有粮食给农民,集体分给的,最初两个月,每十天是五市斤稻谷,合三市斤半大米,以后就完全没有的了。人们活命主要是在野外寻找食物。要是共产风还不结束的话,那食堂其实也办不下去了。人们自从吃到了春大麦以后,算是真正度过了“饿死关”。
由于分田到户责任重大,政府先说是搞单干户,田分过后,又来招呼说“分田到户不叫单干,是叫责任田;最多只搞两年。”这样,许多不相信政策的人,第一年“吃了亏”,第二年便认真的做起来,才算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责任田”一般进行了两年,有的只是一年。从1963年春天开始,就是全面的“人民公社下的生产队”体制了。所谓生产队,其实还是初级社的规模,只不过叫“人民公社的生产队”。这种体制,从1963年,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1981年春天,我们这里的农民自发地将生产队的土地,强行分到了自己家里,生产队解体了,集体生产才真正结束。
农民们被揽到集体,是从1956年办“初级社”开始的,到1980年生产队解体,集体生产整个是25年(包括开始的当年),其中,“共产主义的大跃进”是三半年,责任田是一到两年,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是18年。25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应该不是很长的时间,可是,因为环境特殊,凡是经历了这段生活的人,都好像是历练了好几个世纪!
八、集体生产的情景
农民们集体生产是什么情景呢?
当时没有机械化,都是人力加畜力。生产上总的情况是“大呼隆”,生产责任无法落实,出勤不出力,生产赶不上季节;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弄得人人成了辩论家,谁也说服不了谁。更加严重的是,行政干部把农业生产作为自己任务,对生产计划、各个环节的生产和生产技术都强行做主。其实,他们的行为多是不适当的,农民们不愿意接受,或者是做不到。这些因素造成了没有人能当好生产队长,生产无法做到应该有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中,正是生产队运行时期。天天进行“阶级斗争”、“斗私批修”,形成了人斗人、呼喊革命口号比具体生产更重要的环境。谁想规规矩矩抓生产,谁就是“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唯生产力论”者,是被批斗的对象;“政治挂帅”,天天喊着学大寨,大型“农田基本建设”,将农民们忙的晕头转向;强调“破私立公”,不准有任何挣钱行为。十年的时间里,都是斗争的岁月,斗得分给农民们的自留地也割了尾巴,只保留了吃菜的菜园地。生活上仅仅是没饿死,还要“忆苦思甜”,感恩当时的“幸福生活”。
长期以来,农民们不仅仅只是口粮紧张,任何生活用品都很稀缺。布票一般都是每人每年一丈六尺,共产风以后有两年是三尺一寸,接着八尺持续了两三年(生产队后期出现了化纤布,难买,也贵)。日用品如火柴、肥皂都是很稀少的配一点;猪肉被国家控制,就算自己养了猪也吃不到肉,一年配个一两次肉,每次每户一斤左右,普通农民还难买得到。
当时的农民生活究竟怎么样呢?新华社高级记者李锦在他的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记录:
请看 1978 年的农民收入吧:1978 年全国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为 133 元,其中 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 10%。全国有4000 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人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靠政府经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约有 2亿人每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足两角,有27160万人每人每天挣0.164元,有 1 亿 9 千万人每人每天挣 0.014 元,有 1.2 亿人每人每天挣 0.011元。山西平鲁县每人每天挣六分钱。
上面所说的“每人”,是指农民劳动力每天的劳动所得,即劳动报酬。
提供这些数字的,是一位有良知的记者。1978 年他访问了沂蒙山区农村,拍下了许多珍贵照片,用镜头定格了毛泽东模式的农村社会主义——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一位老人一个冬天都躺在床上,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病人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的香味。……摘自《大转折的瞬间 目击中国的农村改革》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6 月版。
我们这里是江南鱼米之乡,情况似乎比上面说的好一点,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当时国家政策严格规定,农民每年平均口粮最多只能是600斤,多的都得向国家“贡献”,最低则没有规定,因此,有的生产队人口年平均口粮稻谷只是250到300斤之谱。劳动收入(农民标准男动力出勤一天记给10分工,女标准劳动力一般记给5分到6分工),每10分工最高的是0.80元,最少的0.25元,还都包括分配给的实物,即平时吃的口粮和些许的其他物资。我写的《三农今昔》的书,将生产队时期的农民情况叙述得比较具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里就不再详细赘述了。
九、开放后的农民们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的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也就是在这一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于三中全会之前,立下了“生死状”,将本来在生产队的土地分到了自己家里。消息传到了安徽省里,当时万里是省委书记,采取了默许态度,即不进行制止,却也不进行宣传。可是,消息竟“不翼而飞”,很快在附近蔓延开来。
1980年我们这里漳河之东的邻县农民将土地分到了家里。消息传了来,我们公社书记在许多场合严肃地说“河那边的分田到户,是资本主义,我们这里绝不允许。”这样,我们这里的农民们只好死了这条心。到了1981年春天,我们这里的农民看到邻县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被扭转,也没有见到他们谁犯了法。竟群起而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土地分到了个人家里。这位公社书记不久也离开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农民们都以为分田只是权宜之举,将会维持不了几天,因此,也都采取了权宜的态度,以至于给后来的生产,留下了一些不应该有的后遗症。
由于分田到户,是农民自发的行为,上级制止没有成功,基层干部们则无所适从,只能不闻不问。这一年的早稻,都获得了好收成,而双晚却遭遇了历史上少见的稻飞虱灾害,许多土地颗粒无收,最好的产量也不到百斤,而且都是“硬鳖壳”的稻谷。但是,要交给国家的粮食并没有松动,农民们都自觉地交了去。好在都收到了早稻,生活比生产队时也强。
这时候,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各种科学技术纷纷兴起,农业科技也活跃起来。
农民们在集体生产时,也天天听说所谓的科学,但是,那都是行政部门的瞎指挥。因此,当刚刚听到“科学”一词时,还都以为仍然是在瞎扯,不以为然。但是通过第一年双晚稻的绝收教训,对科学重视起来。事实上,农业科技专家们所说的话,具有真正的科学价值。他们因地制宜,指点农民,让农民们得到了真正的实惠。接着,国家在每个行政村都培养了“农技员”,普及了农业技术。农民们种田用上了科学,再也没有出现毁灭性的病虫害了。
农民们耕作分到的土地,都做到了精耕细作,没有失误农时的现象,粮食产量直线上升。《农业纲要》说,江南亩产800斤算是达到要求。生产队时期,常年亩产(包括复种)四五百斤就是丰产了,鲜有上纲要的年景。要是某一年上“纲要”了,就会大肆庆祝。而分田后,农民们的每年亩产都在两千斤上下。最初,农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田土中居然有吨字粮?
农民们粮食多了起来,向国家卖粮十分踊跃。很快,国库满了,但是,国家却不肯放开粮食市场,严格禁止粮食流通。这样,分田后不几年,农民们便遭遇到了“卖粮难”的困境,无法改善生活环境。在社会舆论长时间的一再炒作下,一直到2000年,国家才放开了粮食市场。从那时候起,农民们生产的粮食,才有了宽畅的销路。
天下土地看起来十分广袤,但是具体到每个农民,却是不多。农民们在种好自己土地的时候,还有着大量的空余时间。于是在“丰衣足食”的同时,还想有宽裕的经济收入。这样,自然地进行着多方面的生产。很快,各种作物、畜禽都生产出来,繁多的粮食以外的农产品踊跃上市。分田后只是两年的工夫,人们生活所需要的物资充斥着市场,不仅不需要票证,还唯恐卖不掉。这样,国家制定的各种购物票证,经历了十分紧俏的历史后,自然地废止了。
开放后,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大规模的建设全面展开,需要大量人力。众多的农民,趁着这个机会,涌入城里,做起了农民工。于是,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农民们也都挣到了理想的收入。时间不久,众多的农民,在城里买了住房,成了城市居民。
开放后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各种现代化机械蓬勃发展,大型农业机械应运而生。农民个人土地都不是很多,不适应大型农业机械作业。为了适应农业机械化,更是有了广阔的择业门路,农民们大多数将分到的土地交给了政府,由政府招标大户生产。大户们买来农业机械,使农业实现了全面“现代化”。如今,广大的农民,年轻一代的,绝大部分离开了农业,无论国家承认与否,他们都已经是“非农业”了,广大农民也基本过上了现代化生活。
不过,现在的农民,仍然有一些不理想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国家当初没有把农民福利统筹安排。老年农民们当年无论自觉与否,都是“为了国家,用着性命做贡献”的群体,如今却没有“退休金”。他们已经老了,只是享受了国家象征性的补贴。现在社会经济已经很繁荣,农民以外的人群都有退休金,养老无忧;而老年农民的处境,竟是令人堪忧!
十、文后的感言
写到这里,我想到我们的民族。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历来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只是在清朝后期,由于政治腐败,战争频仍,才落后于西方,被列强欺凌。
建立共和国的初心,是要让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然而,从1949年到1976年,居然利用国家机器,强行制造紧张环境,政治运动连接不断,各行各业,只有国防方面还算正常发展,其他行业的精英被大批摧残,不仅农民处境凄苦,其他行业也都无法发展,几十年里都处在拘谨的环境里,高端科学技术无从谈起。
1978年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只是几年的时间,人民生活便大幅度提高,国家建设日新月异,高科技也迅速兴起。如今,全国人民生活真正“今非昔比”,国家经济也飞跃在世界前列,科学技术居然可以与世界先进国家比雌雄。这些变化,有目共睹,用不着我来细说。
我要说的只是一句话: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只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就可以创造人类奇迹,人民生活就可以富裕,国家就可以强大。国家的任何执政者,都希望人们富裕,国家强大。其实要做到这样,并非很复杂,只要能长久地给人们一个自由和谐的环境,人民群众就能够发挥自己的智慧,社会就会繁荣,国家就会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参考资料
1、关于农业合作化,请参阅毛泽东编辑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书和《三个会议一本书轰起来的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文章。
2、粮食统购统销,请参阅关于统购统销和粮食“三定”的文件。
3、关于“大跃进”的情况,请参阅杨继绳的《墓碑》一书。
4、关于改革开放,请参阅李锦《大转折的瞬间 目击中国的农村改革》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