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则 生产队的解体

第五十则 生产队的解体

农民们在大集体的生产中，几乎天天都盼望有个自由自在的生产环境。社会上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即可以把田分到私人家里，便很自然地要搞一家一户的生产。

生产队后期，人们在天天“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认真地对大寨的经验进行着琢磨，终于悟出了农活可以承包的“经验”。于是，在一贯的大呼隆生产中，“发明”了小段包工的办法，果然起到了“调动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一个阶段以后，这种方法被上级肯定，便“胆大起来”，进而实行阶段性的包工。上级虽然没有肯定，却也没有反对。于是，将田土划成若干块，分成小组，实行长期“包工”。不过，这些包工，包工者只要完成了劳动定额，就给记上规定的工分，仍然是在生产队里进行核算和分配。随着这样的情况一步步“深入”，收益和分配，包括上交任务，也都分给小组承包负责，生产队不再揽总。时间不长，小组又被多次划分。到了一九八零年，已经是兄弟组、父子组了，生产队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壳”，然而大面场上还是说以生产队为单位。这便是农民们渴望自由自在的生产环境，所做的“得寸进尺”的具体经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社会舆论活跃了起来，政治环境也宽松了许多。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立下“生死状”，率先将集体的田土分到了自己家里，居然得到了省委书记万里的“默许”。于是，安徽的农民“跟好学好”，分田到户很快蔓延开来。安徽的粮食产量直线上升，社会上出现了“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然而这个消息，却被行政部门严密地封锁着。

一九七九年，新镇公社调来了一位姓唐的新书记，每每开会，他都高谈阔论，严历批判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倾向。一九八零年，与新镇隔河相望的南陵县农民将集体的田土全部分到了自己家里。唐书记在历次干部会上都批判说：“南陵的分田到户，是严重的走资本主义行为，我们新镇坚决不准干。”他还三天两头地在公社广播上严厉地吼道：“南陵的分田，是资本主义行为，很快就会纠正。我们新镇要想分田，除非我姓唐的不在这里工作！”一幅卫道士的嘴脸，令新镇农民想分田而不敢行动。

时间到了一九八一年深春，新镇农民见南陵的“资本主义行为”并没有被“纠正”，于是，便不顾压制，群起而动，自发地将已经划分到小组的土地，全部分到了家里。由于公社的压制，大家都以为这样的分田，只是“闹着玩”，不会“顶真”，许多人只当“权宜之计”，整个分田没有认真筹划，随随便便地就将田分掉了。因此，耕作上留下了许多矛盾。好在生产队已经被多次“瓜分”过了，各小组之间土地质量还算比较平衡。

分田到户后，公社唐书记，眼睁睁地看着，无可奈何，则采取了避而远之的态度——对农业生产不管不问了。所有的社队干部，除掉做计划生育和催收农民上交的粮、款外，本来以农业生产为己任的他们，几乎无所事事。这一年却发生了少见的稻飞虱为害，致使双晚稻几乎绝收。

田分到户以后，农民们见行政部门并没有多大的作为，认为大约不会犯法了，加上生产上需要使用农具，便索性将集体的农具，包括“队屋”都拆开分掉了。于是，存在了二十年的生产队（农业真正的大集体，起源于初级社，整个时间是二十五年），居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被真正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