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张退学通知书（1）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力迅速增强，对外侵略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腐败垂死的满清，通过日俄战争，打败了沙俄政府，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仅攫取了大量的土地，而且还获得了大量的赔款。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日本崛起为世界的一大军事强国。

时间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国力对比，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已经是试图吞并中国，然后开拓万里波涛于世界。

在西安事变爆发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开始。紧接着爆发的淞沪813抗战（日本称之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惨烈的一场大会战。

这场大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爆发到1937年11月8日结束，日寇对上海进行了狂轰乱炸，造成大量的平民死伤，举世震惊和愤慨。中国军队以伤亡高达十八万多人的代价打死打伤日军四万多人，打破了日本军队企图三个月内消灭中国的神话。这场大规模的会战最终虽然以中国的暂时失败而告终，但是已经使得世界各国对于我国的抗日实力与决心刮目相看。

通过这场会战，中国人民意识到日本战争狂热分子由于缺乏战争与民生的资源，他们根本禁不起长期的消耗，无法在中国战场上速战速决，那么他们最终就逃避不了失败的命运。中共领导人在《论持久战》的演讲中，总结了国共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针对中国国民党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共内部部分人轻视开展游击战争的倾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最终获得胜利的战略。他认为，中国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但是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日本的军力和财力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中国地大人多，能够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再加上日本侵略中国是属于不义的战争，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够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和同情。一个是失道寡助，一个是得道多助。最后战争的胜负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1937年，是中华民国“黄金十年”的最后一年，那一年我刚满十九岁，在上海申报的印刷社做排字工人，每个月只有不到20块大洋。那个时候的北上广，根据冰心和老舍的文章所记载的，老百姓的收入高低不均。一个人力车夫的月收入只有10块大洋左右，保姆和老妈子的月工资只有3块大洋左右，中小学教师的月收入只有30块钱大洋左右，而当时的专业作家，老舍和冰心每个月的稿费都在200块大洋以上，这些文字写作者每个月但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我在那里一干就是好几年，前后加起来已经快3年了。在报社印刷厂工作，我有机会接受到介绍各种各样思想和理论的印刷品，对于有感兴趣的书籍，我通常会免费拿到手阅读。就这样，我就在工作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我的名字叫司马亮，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孤儿。在上海，这个被称之为东方巴黎的城市，有各种各样的教堂。其中，清心堂是美北长老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教堂，我是在这个教堂学校长大的，我的小伙伴们讲，我是在十几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天，被教堂的一位牧师从街头给捡回来的，那位牧师的名字叫史密斯。前年的时候史密斯牧师因为癌症去世了，我当时伤心了很久。

史密斯在生前曾经告诉过我，他是在1919年的二月也就是民国八年的二月，在上海英国租界的一所育婴堂的外面发现了我，把我抱回来的，当时我的浑身冻的青紫，已经失去了知觉。由于史密斯同时精通医理，他就很快使用精湛的医术，将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并收留了我，并给我取了个洋文名字汤姆。就这样，我的童年时期是在上海这座著名的教堂度过的。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必须要有正规的书名，由于我没有父母，自然就没有名字，他就让我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司马迁的姓，希望我像天上的一颗星星照亮别人，因此我的名字就叫司马亮，这可是个响当当的名字。

这所教堂开办有小学和中学，这种学校通常有大量的课程涉及到神学。我的这里分别度过了我难忘的小学时光和中学时光。自小我非常顽皮，不爱学习，尤其是不喜欢读那些神学的书籍，因此成绩都是很差的，再加上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完全依靠史密斯牧师的慷慨资助。他去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的资助了，到处兵荒马乱的，又不能够到外面去打工挣钱，当然自己也没有任何技能和长处，自然我上大学的路子也就被堵死。

中学毕业之后，我第一份工作，就是上海市申报的一名报童，每个月只挣的少的可怜的一点生活费，生意好的时候有3个大洋左右，那生意不好，通常颗粒无收。那个时候我时常露宿街头，有了上顿没有下顿，日子过的非常的艰难。曾经有一次，我曾经因为饥饿而晕倒在街头，如果不是被好心人所救，那么我已经早就死了，之后发生的事一些事情也就成了无稽之谈。差点成了唐代大诗人杜甫所描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由于我自小在教堂长大，并且在教堂学校读了几年书，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一些金发碧眼的西洋人，授课的语言主要是英语，他们偶尔会使用不太熟练的汉语给我们上课。因此，我的英语水平英语自然还算可以，和西洋人士之间进行日常的对话和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我还可以阅读一些专业的英文书籍和报刊。

我的这点小小的特长，终于在某一个时间被申报的主编王总编辑发现，他叫我不要再继续干报童这么又苦又累的工作了，将我特招到他们报纸的印刷厂去做一名排字工人，每天的工作非常的单调和枯燥，就是码字钉，将5号字大小的铅字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在版面上，一天我起码要码三四千字左右，第二天，报纸就能够带着墨香飘到作者的面前了。没想到我在这里一干就是好几年最后成了一名熟练的工人，直到淞沪抗战爆发到结束。

租界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个标志，美国在1860年在上海设立了，中国领土上第一个租界，1863年和英国的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在这种地方是不允许中国人居住的。在印刷厂工作期间，我曾经亲眼目睹过上海租界殖民当局的各种暴行，也差点被租界的警察打瞎我的眼睛，害得年纪轻轻的我就戴了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记得那个殴打我的警察就是一个红头阿三，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小的报童，不懂得他们给我们立下的所谓的规矩，结果就误打误撞被他们差点害死。

华人与狗的故事，我相信现在的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听说过，这是我们当时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在自己的国土上不能够自由的迁徙和居住，这和万恶的封建社会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当时的中国以上海为一个缩影。在当时的上海，有权有势的人主要是这几类：上海军政界人物、四大家族成员、黑社会老大和江浙财阀。这里是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中国人在这片古老的大陆上是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没有人在乎你的生，自然也没有人在乎你的死。

尽管我痛恨上海殖民当局的那些洋鬼子，也痛恨租界的那些阿三警察，可是我和其他的中国人不一样，我的痛恨不是盲目的，而是很理智的。因为那位曾经挽救过我生命的史密斯牧师，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西洋人，他也用他的知识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不过说来奇怪的是，我至今没有加入过他所信仰的宗教，可能是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因为我们中国人大多只信仰主要两种宗教佛教和道教，其他的都是属于歪门邪道，是讨人嫌的。

既然不信仰任何宗教，那我总得要做些什么事情，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便利的工作条件，接触到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在当时的中国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著作还是属于禁书，在市面上是不能够随意购买和销售的，据说有很多人因为家里藏有这些相关的书籍，就被关了进去有的甚至被砍了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的影响力早就跨越了他们的国土边界，自然其共产主义理论思想也就渗透进了我们这个和老的华夏古国，一大批渴望吸收世界先进思想，拯救落后的中国的国人，开始介绍其思想。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是中共的诞生地。历史必须要记住这一天--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共的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篇章。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共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的一股正义的力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结束之后，抵达陕北建立了革命延安根据地，成了全国革命爱国青年向往的圣地。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大批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涌进延安，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中。

淞沪抗战结束之后，上海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被日寇摧残得面目全非，已经成了一个孤岛，上海市除了租界之外，其余全部被日本军队所占领，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断水、断粮、断电的穷困境地。尽管国民党军调用最精锐的中央教导队进行过英勇顽强的抵抗，但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人却命令军队全线退却，由于指挥无方，结果使得大撤退变成了大溃退，又进一步造成的几十万人的死伤，沿途饿浮遍野，老百姓怨声载道，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内战局也进一步吃紧。

在全国解放之后我才知道，上海是中共革命工作的重镇，在这里开展地下交通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中共地下组织除了在这里动员群众和发展群众开展抗日爱国运动之外，还要利用上海优越的交通枢纽位置，为党和部队购置大量急需的战略物资和装备。然而这一切活动都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所进行的，在开展地下交通工作的时候就显得非常危险和重要。

当时的地下交通工作是在中央特科的领导下进行的，最高领导正是李克农，他这一时期正在国民党统治区协助中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在中共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和上海的地下交通工作中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发生在1931年4月的当时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科主要负责人叛变的事件。尽管叛变的消息非常机密，但是还是被当时在南京特务机关大本营工作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提前知晓，在敌人发动搜捕的前夕，中共江苏省委及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所有机关都在地下交通工作站的安排下安全转移和搬家。

自此之后上海地区的地下交通工作就更加周密和有效，地下交通工作站的设置也更加隐蔽，我朋友所在的地下交通工作站就是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北浙江路地段，位于今天的上海市闸北浙江北路，申报印刷厂的旧址。

说是地下交通站，其实就是一幢出租给我们使用的小楼，共有5层，和印刷厂只有一墙之隔，对外是作为我们印刷厂工人的住宿之处，其实这里进进出出的大都是一些地下工作者，其余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

我之所以从一名排字工人进而成为一名地下交通工作者，这其中的变化很有戏剧性，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是由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的，发表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停止军事冲突，团结合作，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以团结全国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尽管这几位发起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但是最后还是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被释放出来，史称七君子事件。这个组织曾经散发过许多抗日救国的传单，他们的传单资料就是在我所在的印刷厂印刷出来的，在排字的过程中我了解了他们的一些具体的行动纲领和基本立场，我也捡到几张仔细阅读，很赞成其中的一些主张，比如“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的愿望，我头脑一发热就加入了他们的会员。

外面看上去，这里只是一幢普通的工人宿舍大楼，条件很差，我做排字工不到一年也住进了这里，但是我不知道这里是地下交通站，只知道我有几位要好的工友也住在这里，其中最好的俩朋友。他们两个的年龄和我差不多，霍七比我早来这个印刷厂一年，而萧强又比我晚来半年。大家平时的工作内容是差不多的，都是排字工。

在紧张枯燥的工作之余，我们偶尔会到黄浦江边去看来来往往的轮渡和车辆，还有密密麻麻的摩天大厦。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百老汇大厦，这座大厦在20世纪30年代的远东地区首屈一指，是一位英国商人所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