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1987年，立冬

在山西省和平市的市医院产房外，父亲一个人坐在楼道的长椅上。但坐不了一会儿，又站了起来。站起来走两步，便又坐下。时针马上就指向了两点，距离母亲被推进产房，也过去了四十分钟。而这四十分钟的时间里，产房里没有传出一点消息。

父亲本不应该如此焦躁，因为他的一位小学同学就在这家医院的儿科上班。而借着这位同学的手，有幸握住了产科主任的手，也好好的向产科主任表示了“感谢”，主任亲口承诺，将会亲自接生。

但父亲依旧焦躁，是因为母亲被推进去的时间太不合适，那会儿正是中午一点，主任和护士都躺在值班室打盹，被父亲充满歉意的敲开了大门，谁知道会不会在工作中带着“情绪”。医生也是人，是人就会有情绪，这也是后来的几十年，父亲不断向我灌输的道理之一。

当秒针和分针在钟表的正上方重叠的一刻，祖母穿着一身祖父退下来的灰色中山装，那衣服本来大很多，但是经过祖母的巧手重新裁剪，显得正合适，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某个机关的女干部。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十颗红鸡蛋，是等一下要给大夫和护士们送的。

父亲看到祖母，赶紧迎上去搀扶。其实那年，祖母还不到五十岁，腿脚十分灵活，别说和村里一些缠足的老祖母比，就算是年轻后生，也不遑多让。直到祖母去世，也没拄过拐杖。

祖母焦急地问：“晚晴进去了？我去病房，隔壁床的说你们过来好一阵子了。”

父亲虽然心里已经快烧开了水，但表面依旧装作冰面一般，“妈，您坐，没事。”

祖母的胳膊搭着父亲的手，缓缓坐下，“什么没事，男人懂啥？她这是头胎，骨头还没打开，肯定不好生。还要不要老二了？”

父亲的遗憾没能藏住，或许也是他觉得，大家都一样，没什么好掩饰的，“不行啊，妈，计划生育卡这么严，要是生二胎，我俩的工作都得丢。跟谁干也不敢和政策干啊。”

祖母其实一辈子也不懂计划生育究竟说的是什么，只知道，反正是不让生孩子了，一家只能有一个。把手里的鸡蛋递给父亲。父亲接过，顺势就要往祖母身边坐。祖母瞪着眼看着父亲：“还坐呢？赶紧拿这个去敲敲门，打听打听，看大人孩子有没有事。”

父亲依旧坐下了，把鸡蛋放在一边，安慰着祖母：“没事，妈，我刚问了，一切正常，估计最多再有半小时就出来了。”

祖母这时，慢慢的从口袋拿出了五张“大团结”，塞到了父亲的手里。“生了孩子都虚，这是我和你爸给的，给晚晴补补身子。”

父亲自打工作以后，从来没有向祖父祖母要过一分钱，这也是他非常自豪的一件事，后来常常在我工作后用来教训我。而五十块钱，可能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几乎不能叫钱，但是那一年，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不到三十块钱。

但这一次，父亲没有拒绝，这钱，换个角度想，不是给自己的，但那一片热情，却是不能拒绝的。

祖母在把钱塞到父亲手里的那一刻，惊觉父亲的手心里全是汗水，这才明白自己的儿子并没有表面装的那么坚强。用那粗糙的手，轻轻的拍了拍父亲僵硬的肩头：“不要怕，生在今年是个好事情。你瞧，你爸属兔，你也属兔，孩子也属兔。算卦的常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孩子肯定旺你和你爸，好事情！”

父亲警惕的看看周围，幸好中午没什么人，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硬着头皮跟祖母说：“妈，都什么年代了，那一套谁还信。”

祖母不禁白了父亲一眼：“你瞧瞧你，没念过书，还不学点老祖先的东西。咋不信，我就信！那会儿你带晚晴回家，我就愿意，为甚？她属蛇，老话说，蛇盘兔，一定富！你俩刚结婚，你是不是就升组长了？还是的，老话还是有道理的。”

父亲笑一笑，实在不忍心冲撞祖母，他怎么好意思说自己之所以提了组长是因为他把一个月的工资拿来给经理“上礼”了。虽然不知道自己将来富不富，但是母亲对他可谓是无微不至，这点，让他所有的同事都羡慕。父亲在我上大学后也总说，找媳妇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突然，产房的门打开了一条缝，声音从一位护士的口罩下闷闷的发出：“李晚晴的家属在不在？”

父亲腾的就站了起来，“我！在！在！咋样了大夫？”父亲也是失态了，明明是个护士，又不是大夫，不知道瞎叫什么？

人们都说，医院里只有一个地方的医生和护士，每天都是笑嘻嘻，那就是产科。隔着口罩，父亲也感受到了护士的热情和由衷的祝福：“男孩！母子平安！还得观察一会儿，主任让我出来先告诉你一声，放心吧，哈！”

父亲激动的也懒得去解网兜上的疙瘩，直接一兜子都要送给护士，护士连连往后退：“可不敢，这是产房，不能吃东西。要不你拿两个出来一会儿放我们值班室吧，我也粘粘你的喜气！”说完，那道门就再次关上了。

祖母的耳朵灵光的很，都不用父亲传话，已经激动的老泪纵横，从口袋里拿出一块蓝色手帕，擦拭那不争气的泪水。

父亲坐回到祖母身边，“妈，您先回吧，没事了去我爸那一趟，他早上叮嘱我第一时间想办法通知他。晚晴还没出来，我先守着，这也没别的事，您先回吧，晚晴她妈一会儿也就过来了。”

祖母已经高兴的说不出话，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老杨家这枝叶，是越来越茂盛了！”刚起身，正要走，又回过头压着脖子叮嘱父亲：“产房你可别进去啊，那地方血气重，和你相冲，挡财路。有啥事你尽量让晚晴她妈干，你一个男人家也不懂，听到没？”

其实祖母就算不说，父亲也没打算进去，他怕自己晕倒在产房里，给医院添麻烦。

祖母看懂父亲的沉默就是接受，这才放心要走。刚要走，又退了回来，从口袋里又拿出五张“大团结”，高兴地说：“这是给孙子的！”

父亲后来还曾特意问过祖母，如果生的是女孩，是不是就不给那五十了。祖母的回答是，都要给，但是给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祖母从医院出来，直接走到了教育局，在祖父的办公室找到祖父后，依旧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儿媳妇生了！男孩！”

祖父当时就把手里的报纸放下，把鼻子上的眼镜也摘了下来，拿起桌子上的钢笔和稿纸，开始给孙子物色名字。祖父一肚子的学问在文革那几年算是浪费了，父亲他们四人好好的名字，都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灾祸，生生改成了红军、红霞、红伟、红兵。

祖父年轻时是上过私塾的，一手行书让这个小城市不知道多少人登门求字。对着窗外，思考再三，铿锵有力的写下了“杨愚山”，对我，颇有点期望。

然而，那个年代，却流行把名字起的越简单越好，就像我大哥，大伯的儿子，就叫杨伟。不过我二哥的名字好听，因为姑父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家里唯一能和祖父能够深入交谈的人，姑父就用了祖父给二哥取得名字，叫原守信。

父亲后来觉得祖父起的名字太俗气，而且笔画太多，将来是个麻烦，硬生生给我换了名字。对，就是我，我叫杨正，取义堂堂正正。

只是很多年后，父亲后悔了，做人，太“正”了，就是“苦”。

祖母也曾亲口对我说，说我属兔，偏偏生在冬初，草都没一口，命里注定是又苦又硬啊。我也不知道祖母说的对不对，只不过很多事情，都在后来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