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2010年，7月

一辆公交车缓慢地朝车站驶来，那些等车的人有如潮水一般沿着公车行驶的方向挤去。人们用力敲打着车门，又喊又叫地看着司机，希望汽车停在自己身边。车子还未停稳，无数的人不论头发黑也好白也罢，便将车门团团围住。车门一开，人们立刻连冲带撞向车里涌去。

靠近车门的人使出浑身力气只想再往前挪动一寸；中间的人一手弯曲着往前推，而另一只胳膊护在身后，杵着后面人的脖子，为自己挤出一点呼吸的余地；有的人嘴里还塞着面包，一边咀嚼一边向人堆里蹭，以便寻找突破口；而身后还有许多人看着黑压压的人群望洋兴叹，对目前这趟车已经不抱太大希望。原本一座难求的车，瞬间已是人贴人，车里的每个人都变成了压缩饼干，叫嚷声乱成一片。车门处的人尽力抓住可能抓住的任何东西，以免一时大意被挤下车。司机坐在椅子里冷眼看着，不知道他的仇恨源自何方。

很不幸，我没能挤上去，从六点下班一直等到了七点，高峰期就在我的面前缓缓流尽，我才终于踏上了车门的踏板，早已经被人踩的发亮的踏板似乎只剩一块薄片。老朱是聪明的，他选择留在医院的值班室睡觉。可我不同，我还得回去陪刘一。

这间所谓的“美如家”，每层楼都住着男男女女，有的甚至不是学生，更像是一些进城的务工人员。有时会有女生穿着薄纱睡衣在楼里走来走去，却也没有人觉得意外，或许大家都习惯了。

但是意外总会发生，就在刘一搬进来不久的一天晚上，楼道里突然传来一声大叫。接着，由一个女生，变作两个女生，两人就像受到了不能承受的惊吓，声音尖锐的快要把楼道里的玻璃震碎。刘一吓得爬起床趴在门上，检查门锁，确定上了保险，静静的坐在床边，透过门缝看到楼道里的灯一会儿亮一会儿灭。就这样，即使楼道里拖鞋的塔拉声消失了，她也没再敢合眼。

第二天刘一从房东叔叔那里得知，天气太热，有两个女孩子晚上睡觉没有锁门。结果半夜有一个男的不知怎么走了进去，爬上了一个女孩子的床，女孩自然大叫起来，同时惊醒了另一个女孩，两人纷纷大叫起来。可惜在她们开灯之前，那个男的已经跑掉了。

虽然抓到了那个男的，但是他只承认是自己半夜上厕所走错了房间，绝对没有任何猥亵的想法，但是房东还是坚持将他赶走了。可是，刘一心上的阴影却挥之不去。于是后来我就搬去了和她同住，只不过，我们都盖着自己的被子，睡前只是有一个晚安吻罢了。

当我回到这个不自然的村落时，各式各样的小摊已经架好了火，向我这样的落魄学生纷纷吆喝。我虽然很喜欢这种市井氛围，可是当我看到摊主们油乎乎的黑手，乱糟糟的炒瓢，便不由一阵阵地恶心。我听说这里的学生几乎每天都会吃这些卫生没有保障的晚餐。

回到我和刘一的“小家”，她已经煮好了米汤，用的是她第一个月工资买的一口电饭锅，还是美的牌的，花了三百多，这是她搬进来之后最大的一笔开销。还有一个小桌板是从宿舍搬来的，因为宿舍狭小，大家都很自己的在床上撑着小桌板复习功课。如今宿舍没有了，小桌板就成了茶几，放在地上。用从食堂偷出来的两个不锈钢碗盛着米汤放在上面。还有从菜市场花五块钱买的一份凉菜，里面就是些豆腐皮、海带丝、黄瓜丝之类的东西，主食就是花一块钱买的三个馒头，这就是两个人的晚餐。

按照刘一的工资，她没必要过这样的生活，但是这是她的选择，我无权干涉。而我成了拖后腿的，从这个月开始，父亲切断了我的经济来源。

起因很简单，就是父亲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我的情况，要求我立刻放弃实习，就像院里被分到产科的四个女孩一样，回到宿舍里，安心的准备考研。可以报考研班、英语班之类的，甚至可以回家复习，母亲暑假里也可以全职照顾我的饮食起居。“金牙银眼烂肚子”是我们医学院最流行的一句话，意思就是最好的科室是口腔科和眼科，最烂的就是和肚子挂钩的普外科、肛肠科、泌尿科这些，父亲单方面就对我的实习宣读了死刑。

可惜我再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思，我觉得学习这种事应该临床与实践相结合，毕竟班里太多的女生虽然理论很牛，牛到几乎每科都是一百分，可惜拿起手术刀就发抖。别说切人了，切个兔子都成了磨刀。但是我的解释在父亲那里特别苍白，因为他坚信一点，我不回家就是为了陪刘一。

“行啊，既然你这么有主见，这么有决心，那你就自己好好活吧！”从这句话之后，我的卡上余额就永远停留在了个位数。对此母亲也是知道的但是在我和父亲之间，她肯定还是站在父亲那一侧。

这件事我第一时间告诉了刘一，她却觉得没什么大不了，说两个人省着点，也够花。可我在表达自己的感动之余，再次感叹自己的无能。以前被父亲死死的压制，好不容易从这座大山下钻了个洞跑出来，却又得靠着刘一这块舢板才能在人海里漂浮，我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实习期间又没有工资，我唯一的收入，就是那时有时无的红包，红包里的钱也是时多时少，多则五百，少则一百。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不敢收，不想收。但是当红包成了我唯一的食粮，我选择低下我本不尊贵的头颅。毕竟实习期间，我是无瑕外出打工的。

但是跟随高主任这么久，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获得了大量的动手机会。尤其是割包皮这种小手术，每次他给病人打了麻药之后，手术的全过程他就完全交给了我。我也曾担心，会不会病人突然坐起来，发现做手术的不是主任而大发脾气。高主任老奸巨猾的笑道：“我一年伺候几百人的屌，没见过哪个屌敢硬起来的！”

如今大大小小的手术，我也上了几十台，由于每次都是对着各式各样的男性生殖器。虽然我相信病人处于对医生的畏惧而不是尊敬，每次来之前都仔细的把那个部位洗了又洗。但是内裤被扒下的瞬间，各种腥臊恶臭还是时常挑战我的底线。甚至让我自己小便时，都不想低头看那丑陋的东西。

虽然每次术后，都会遵照最严格的洗手程序，涂抹大量的消毒液，但我隐隐觉得，有一种无形的细菌已经钻进了毛孔，而我越是用力的搓洗，只会让它钻的更深。而女人用的面膜，也无法到洞穴的底端把那肮脏的妖怪吸出来。从此，我就放弃了任何用手抓着吃的食物，筷子成了我的保护神。刘一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还冒着热气的馒头，我小心翼翼的用筷子接住。

“直接下手吧，吃完洗洗手就行了。一边吃馒头一边吃菜。”刘一却只知道我在医院经常上手术，忙的时候根本顾不上接电话，但却不清楚我究竟在忙什么手术。我担心我说出来，他连我的手都不敢碰了。

我去那个空罐头瓶子里又抽出一双筷子，把那个馒头像把那个糖葫芦一样扎起来，这才腾出右手吃菜。刚开始的时候，刘一总是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长道短，但被我拒绝的时间长了，她也沉默了。毕竟我从小的教育里，食不言、寝不语是很重要的素质。

但是沉默却让人的思绪开始撒野，每个人做任何一件事都有不同的理由，他们或是怀着美好的梦想，或是带着父母的期望，或是仅仅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孬种。而我呢，如今穷的连肉都只能一个星期吃两顿，不但养活不起女朋友，还得被养活，我这算什么？用父亲的话说，我不但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刘一，更不负责任。

我也曾问刘一，她是否想回到那个山村里去。她是拒绝的，因为她不想被看不起。如今她已经成为了村里的骄傲，其实在我看来她更像一只被赶上架子的鸭子。父亲说的我何尝不明白，再加上这些日子以来我从网上看到了一些文章，像我们这类人，被归纳为“蚁族”。可我也明白，刘一回去确实也是死路一条，因为社工专业连一个地级市都没有普及到，何况村里。而她如今从事的助理工作，别说回到她那个县城，就是到了和平，也找不到一个匹配的总经理。

如今我俩满怀斗志，可是一年之后，当我们渐渐适应这样的环境，开始与现实妥协时，不知道还有多少精力留给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是不是在太原买房，然后结婚生子？先不论能不能攒够足够的金钱，将来我们如何面对老人呢？刘一是否会把父母接进城照顾，而我的父母将来又会不会接受我俩？这都成了我俩避而不谈的问题，一切都在等待，等待我的实习结束后，能否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或许我想这些问题想的太早，也有可能我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也许就像老赵说的那样，如果是他在太原只能过着艰难的生活，他就会离开太原，回到家乡找个轻松点却也能活得很好的工作。只要梦想不要太高，生活就不会太累。可是，我还回的去吗？甚至，我俩能一起回去吗？她，会跟我回去吗？

想到这里，突然觉得嘴里的馒头干涩的可怕，迫不及待想用冒着热气的米汤顺一口。低头一看，却发现馒头里包着一段三厘米长的细线，低下头拽出来，扔在五块钱一个垃圾篓里，就当没看见一样，继续吃。